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20年第2期。
实质法治观旨在通过法律的治理方式来产生某些公正的结果。（三）不说明理由与行政行为违法类型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是行政机关自我约束的一种外在机制，因为理由一旦随行政行为公开之后，行政机关在处理以后类似事务时就面临着一旦偏离一致性原则，就有更为沉重的说理负担。
在许可期限即将届满，双方均已经因整合需要停产且不存在安全生产问题的情况下，被诉复议决定也未能说明撤销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反而使饭垄堆公司在可能的整合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加大整合并购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因为只有借助书面决定和卷宗记载的理由说明，人民法院才能知晓决定考虑了哪些相关因素以及是否考虑了不相关因素，才能有效地审查和评价决定的合法性。通常来说，当一个人被要求说明一个决定的理由时，该人可能并不会说明其进行推论的各种前提和逻辑规则，但是，在从其给出的理由推导到结论的推理过程中，这些前提和逻辑规则却被实际运用着。中国法治传统十分稀薄，且还有很多与法治要求背道而驰的陋习。如在上海复兴广场文娱有限公司诉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外合作企业行政审批及行政复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案涉行政复议过程中，经审查认为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作出案涉撤销决定时没有说明具体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38条第2款有关‘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规定精神，确认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案涉撤销决定违法，适用法律正确。
但是，确立这样的界线是否需要考虑若干前提性规则？最高人民法院从行政复议决定说明理由义务中提出的界线，可否适用于法院对所有行政机关说明理由的审查？若是，那么它的法理基础又在何处呢？ 2.法院司法审查的基础与行政行为说明理由的方式与限度。行政机关面对司法审查，在法庭上不能只说被诉行政行为是合法的，它还需要呈上支持合法的理由。法院在判定是否侵权时，应当首先以第60条而不是第11条作为依据。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指出：一般而言，间接侵权行为应以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为前提。内置程序 前言 分离式侵权（divided infringement）的概念在美国提出，又称联合侵权、多方主体侵权（joint infringement/multiactor infringement），本文采取多主体分别实施侵权的表述，指两个以上主体未经权利人许可分别连续实施了专利方法的各个步骤，但没有任何一个主体单独全部实施所有步骤，最终集体联合完成了专利权利要求所保护的整个方法流程、给专利权人的利益带来损害的情形。2019年1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再次修改《专利审查指南》，对涉及AI、互联网+、大数据以及区块链等包含算法或商业规则的发明专利申请之审查和授权标准给出了相关示例。那么，是否可以适用我国侵权责任法关于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规定获得救济呢？事实上，权利人在证明构成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并依据侵权责任法请求承担连带责任时，同样面临着困难。
该案中，法院指出，涉及网络通信领域的绝大多数发明是方法专利，且往往只能撰写成为多主体实施方式，或者采用此种撰写方式能更好地表达出发明的实质技术内容。既然这类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网络技术方法发明是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国家也采取激励性专利政策，则此类专利在遭遇侵权时就应当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以确保专利制度在保护新业态创新成果方面的作用得以正常发挥。
第（五）项规定：专利为方法之发明时，明知发明专利的存在，且物（在日本国内广泛流通的商品除外）是对发明解决的课题不可或缺之物的情况下，仍然以经营的方式制造、转让、进口或为转让等而提供该物的行为。实践中，主要设备的生产者或提供服务者因投入市场的产品之新功能的需要，往往将控制专利流程的程序预装到相关设备上，并执行整个流程步骤以检测确认该方法专利功能是否实现，因此一般更容易被认定为关键步骤的控制人。为此，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7年修订了《专利审查指南》，明确了包含技术特征的商业模式相关权利要求可以申请专利。同时，从理论上说，追究并无主观过失的终端消费者的按份侵权责任也过于严苛。
在2005年的一太郎案中，涉案专利是软件相关发明，包括信息处理装置和信息处理方法两项独立权利要求，当软件在电脑上安装后屏幕会出现日文处理及其对应的帮助功能显示视窗，能解决忘记或不知道关键词时无法搜索获得Windows系统帮助功能信息的问题。可见，与传统的以明知他人侵权为前提而提供专用品或关键部件或故意诱导他人实施的间接侵权不同，对于专利方法的多主体分别实施侵权，美国法院近来采取的是忽略主观意思联络和多方主体分别实施的样态，将在客观上对整个方法专利流程实施起控制或指导作用的视为直接侵权人的特殊判定规则。在电磁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共同侵权应该具备的要件为：（1）加害主体为两人或者两人以上。但是，权利人若不能控制执行方法的产品或装置，例如请求对其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则对方法专利的保护无从落地。
（二）现行专利法无法解决多主体分别实施侵权问题 1.我国专利法中没有关于多方主体侵权的具体条款 我国现行专利法并无二人以上共同或分别实施侵权及其责任的具体规定，按照特殊法没有规定适用一般法的原则，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专利侵权判定主要适用民法、侵权责任法的规则。本文认为对狭义共同侵权的判定，应当强调共同侵权人对其行为或结果具有共同的认知或均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这也是立法上明确对此类共同侵权可判定由其中任何一方承担连带责任的基本出发点。
内容提要：以软件控制并由多方主体分别实施的方法发明在物联网时代日益重要，但此类方法专利的保护在实践中存在着困难。日本学者将法院这种判决路径称为道具理論（即工具论）并进行阐释。
可以预见，涉及软件的相关方法发明在我国将会呈现增长趋势。但是，自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世界各国已经积累了一批以多侧执行主体方式撰写并获得授权的方法专利，其发生侵权纠纷时仍需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虽然实际上权利人不追究个人消费者的直接侵权责任，但只有理论上承认其行为是直接侵权，才便于追究明知其侵权而为生产经营目的、帮助或诱导侵权成立的间接侵权人之连带责任。针对方法专利本身在实践中保护力度的不足，尤其是软件相关方法专利侵权越来越多呈现出分离式样态、权利人难以适用通行的全面覆盖原则追究侵权者责任的困境，有必要考察他国对这一问题的应对经验，研究我国加强此类专利保护，鼓励和保障IoT时代新技术新业态创新的路径。这与产品专利侵权中存在着制造整个产品或将所有部件组装为产品的直接侵权人不同。根据前述标准，法院认定被告Limelight公司通过与客户签署合同，指挥要求客户执行包括tagging在内的步骤以便能够使用其Limelight系统，并给出了如何使用该系统的明确指导，构成直接侵权。
其次，在控制或指导法则下，当被控侵权人决定了实施专利方法步骤时的具体行为，或者是作为该行为产生利益的获得者建立了实施系列后续行为的方式或时间点的，可以认定其构成直接侵权。3.适用间接侵权理论解决方法专利多主体分别实施侵权问题的障碍 从国外经验看，间接侵权从司法实践经验总结上升到立法，主要是为了明确专利权人可以独立起诉和获得禁令和赔偿的问题。
可见，该条虽然针对无意思联络的多方主体之共同损害情形，但客观上的要求很严，即每个人的单独行为都要足以造成全部损害。显然，在软件相关发明中，基于现阶段的科技发展水平和手段，权利人对程序运行所带来的装置中相关模块功能特征的改变进行一一辨别并完成举证几乎不可能。
同时也有学者主张客观说，认为行为人不须具有主观上的共同联络，只要客观上行为有关联即可构成共同侵权。但也有观点认为，不宜在立法中明确增加间接侵权的规定以对专利进行不适应国情的过高保护。
有研究认为，运用直接或间接侵权理论规制多主体分别实施侵权均存在一些障碍，可借鉴控制或指导标准，将多主体关系类型化，合理界定直接侵权。此后，美国法院积累了诸多关于诱导和帮助侵权的判例，以解决虽然按照全面覆盖原则被控侵权人没有独自实施全部专利技术方案构成直接侵权，但积极诱导或帮助其他主体实施专利，或明知是除了用来实施专利方法之外没有其他实质性用途的材料或装置（专用品）仍生产提供的共同侵权问题。对此，可考虑在专利法中制定专门条款，或以司法解释明确规则，吸收控制或指导理论和实践经验，淡化各方的主观意思联络要件、强调其行为的客观关联，追究实施方法专利流程中关键步骤的主要控制人，尤其是明知相关软件在他人的方法专利实施中具有关键作用而将其内置于自己生产销售的设备中的行为人之直接侵权责任。但是，该判决同时对间接侵权的认定提出了明知、专用品、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等要件，可见权利人对间接侵权的举证责任并不轻。
2.专利法上的教唆帮助之间接侵权及其构成要件 间接侵权的概念很早就在美国判例法中出现，主要体现为诱导和帮助两种情形。可见，对于没有直接产生新产品的单纯操作或使用方法专利，立法上并没有明确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负担。
从域外经验看，对涉及多主体的间接侵权无论理论上持从属说还是独立说，都不否认首先须有直接侵权行为存在。例如，在2007年关于使用借记卡而无须提供个人验证码的支付方法专利的BMC Resources侵权案中，因专利权利要求所描述的步骤需要消费者、账单处理方（互动式语音系统）以及金融机构等多个实施方分别共同完成，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下简称CAFC）认为，若一方对其他方的行为构成控制或指导（control or direct），则可认定为该方全面实施了专利，构成直接侵权。
上诉人（被告）制作和销售的一太郎日文处理软件安装在电脑后输入法可以切换为日文，该软件最早在1985年上市，其后一直随个人电脑操作系统保持更新，这也是该案专利最终被判定无效的原因。学界一般将此称为间接侵权制度，但适用间接侵权概念来解决多主体分别实施侵权仍有障碍（下文详述）。
该院结合案情认定被控侵权产品中内置有专门用于实施涉案专利的设备，被告明知而提供的行为属于帮助侵权。换言之，被告对客户的行为是有预见的，用户只不过是被告实施该方法最后一道工序所使用的一个工具（を道具として実施），故被告构成专利侵权，应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另一方面，若刻意避免今后陷入侵权举证困难，也可以将纯流程方法专利绑定在有形装置上撰写装置+功能的权利要求。但是，在专利领域，全面覆盖原则是通行的专利侵权判定规则，即如果要判定专利侵权成立，须证明被控侵权方实施了专利权利要求所包含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
当然，从我国法治现状说，以司法解释明确无疑也更有利于统一裁判尺度，加强专利权保护，但从立法理论上说，司法解释对《侵权责任法》第9条的阐释，也并不能将其明确扩张为连带责任包括停止侵权和临时禁令的法律救济。进入专题： 方法专利 多主体分别实施侵权 。
但是，正因为美国专利法已经以立法形式对间接侵权加以规定，其对间接侵权人明知或故意主观要件的强调，可能因直接侵权难以证明反而限缩了法院适用普通法一般原则阐释解决新问题的灵活性，使得适用美国专利法的间接侵权条款无法解决方法专利的多主体分别实施侵权难以追责的问题，为此司法界在面对案件疑难问题时提出了多主体分别实施侵权的概念并逐渐形成了控制或指导说来解决困境。这些步骤中有些是在德国国内，有些则可能发生在国外。
对此，中国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其中主观说为通说，包括通谋说（共同故意说）和共同过错说。在Centillion Data Sys.2案中，CAFC指出，被控侵权人控制了整个系统、通过该系统提供服务并从中获益，构成直接侵权。